uu 的小窝◎成长靠自觉

2008年10月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1点之间。我从深圳南山区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出发，打车前往福田区新洲路、福强路交汇处的宾馆，随身携带一个黑色拉杆行李箱，里面有苹果电脑，MP3，衣物，名片和票据。为了避免遗忘，上车时我将拉杆箱放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位上。

车辆启动后，司机了解我是外地人，开始绕道。从事后的GPS行驶记录上看，司机由北往南直走到底，顺着南面的海岸线滨海大道东行，又绕道返回北面，再次由北往南进入新洲路。虽然我不熟悉路线，但是两次由北往南的行程说明司机走了个“∫”形，他绕道了。停车时计价器上显示为60多元。我质问司机，司机的答复是“走这条路只有一个红灯”。我十分愤慨，拿100元给他，要求他给我发票，表示我要咨询相关部门。但是司机十分警觉，拒不给票，要求议价，最后收了我40元，并且没有给我发票。

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刚下车，车门即关，没等我踏上人行道，身后的出租车转踩油门，不走辅道，急转上主道扬长而去。 “啊”我的行李箱就放在他右手边不足20厘米的副驾驶座位上！

我马上奔跑着拦车追赶，无奈灯海茫茫，夜色中只剩一片模糊的红色车尾灯……

我抱有幻想的希望司机只是一时没看到行李箱，看见了会送回原地，独自在深夜的人行道边驻等了许久。然而事后的GPS显示，司机从关上门的那一刻起，驱车狂奔20分钟，中途一分未停，一客未接，直奔到蛇口附近才停下车来。这不是拾遗，这是抢劫！！

我独自在路边，没有发票，没看见车牌号码，没有出租车公司名称，甚至连车型都没有看清，手足无措。

打114随便找了个出租车叫车电话，了解到深圳关内的出租车公司有68家，共计1万2千部出租车，2万5千名司机，要找到这辆出租车简直是大海捞针，难怪司机如此胆大妄为。

此时已经是深夜1：20几分。我拦了巡警，去了案发地点所在的沙头派出所。途中我谨慎地回忆经过的每一个线路：我从新洲路由北向南而来，司机在福强路口“走错”向西拐进福强路；在蓝天宾馆门前停车打电话，此时有白色私家车上前问路；又在福强路上第一个路口掉头往东走，掉头的时候前面有一辆白色私家车；在新洲路口右转停车……我根据114的通话记录倒推下车时间，大概是在1点10分左右……

到了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认为此事无凭无据，查无实证，不能立案。用心良苦地建议我打电台电话，通过广播发布寻物启事，可能还有希望。我深知司机不会“拾金不昧”，但还是给电台打了电话，电台的答复是“明天9点到电台办理业务，每发布一条5~10秒的广告200 元，发布时段任选”。我觉得这不是明智之举，一再要求查看当完案发附近的摄像头记录，经过大半个小时的消耗，民警终于起身带我进入监控室，并要求我看完尽快离开。

辅警打开新洲路口，蓝天宾馆门口等了几个摄像头，但是摄像头的位置均不理想，或者对着人行道，或者对着远处，加上时间不够精确，难以排查，最终竟然没有找到任何嫌疑车辆的画面。而身边的民警一再催赶，我只好空手而归。

但是在交流中我了解到如何识别摄像头：圆的是派出所的，还有一些形状的摄像头是交警的；摄像头有编号，因为该系统近期新启用，警察也不熟悉，根据编号才能方便地找到摄像头。

离开沙头派出所，我马上赶回公司，通过查询公司的摄像头，确定了我上车的时间是在凌晨0点40分左右。并且观察了附近的街道，惊喜地发现在上车地点附近就有一个摄像头，距离十分近，大有希望。我咨询了巡夜的联防保安，确定摄像头隶属于松坪山派出所，便抄下摄像头编号，奔松坪山派出所而去。

有了沙头派出所的经验，我拿着确切的时间和摄像头编号，很快打通松坪山派出所民警，进入监控室。遗憾的是，这个摄像头是一个旋转摄像头，旋转一周需要30秒的时间，很有可能错过上车的画面。眼看离上车时间越来越近，摄像头还在拍摄另外一侧的街道……不幸还是发生了，当摄像头转过来的时候，出租车已经面向镜头，大灯照得一切都失去形态，直到车灯过去，画面上只定格了一个模糊的剪影……长叹一声，无奈接受现实，眼睁睁地看着黑心司机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从松坪山派出所出来时，天已渐亮。走在异乡郊区空旷的马路上，手里拿着录像画面的打印稿，由衷地觉得穷途末路了。

回到宾馆，我罗列了行李箱内物品清单，记下印象中出租车的行驶路线，以免事后遗漏。完成后疲倦地闭上眼睛，想着一定要休息明日再战……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纸笔，在新洲路和福强路一带徘徊，脑海里浮现着夜里的街道，重复走来时的路，记下附近的每一个派出所摄像头，每一个交警摄像头，每一个物业的摄像头。

我发现宾馆物业有一个面向福强路停车场的摄像头，于是找到物业的监控室，看到监控画面的主体是停车场，但是画面的一角有福强路的右转车道。经过排查，我找到一个有嫌疑的车辆远景画面。虽然依然看不见车型，但是可以判断停车的时间，据此推断，下车时间可能在凌晨1点到1 点5分之间。

另一方面让朋友们不停打114查询各家出租车公司电话，逐一打电话说我的行李丢在车上，却都因为没有发票得到一样的答复：“我们无能为力”。

中午吃了简单的午饭，我又抱着希望来到福田交警支队口岸大队，希望查看25日凌晨1点到1点5分之间案发路段的监控记录，遭到值班干警的拒绝，表示“没有公安机关立案，不经过派出所，不提供录像资料”。

华灯初上，夜幕再次降临。此时离案发时间已经过了20个小时。拿着福强路和新洲路的摄像头编号清单，我再次找到沙头派出所。

有了第一天的铺垫，加上我有明确的时间和摄像头编号，民警也开始主动协助我调查。我又燃起希望。

在福强路新洲三路交汇处，有一个很隐蔽的摄像头藏在马路对面大树后面，远远地拍到了这辆让我苦苦寻觅的出租车。逐帧播放的监控画面中，远处的绿灯亮起，出租车左转，掉头，远去了。后车窗里甚至能看见当时的我。但是遗憾的是仍然看不清车牌号，看不清公司名称。

在福强路和新洲路交汇处，“世纪工艺”门口的摄像头高视角地对着右转车道的路面，只见路面被渐渐照亮，一辆红色车身的出租车驶进画面，如此清晰，以至于我紧张地屏住呼吸，然而因为视角太过垂直，竟然看不到车身和车尾的任何信息，车辆又缓缓驶离画面，只剩下路灯下昏暗的路面。

顺着出租车逃逸的方向，我又查看了几个摄像头，仍然一无所获。却看到自己在车流中奋力地跑的画面，这种清晰的感觉仿佛把我拉回24小时之前，那一霎那的痛心疾首又上心头。

我反复查看那几个画面，希望能再看出一些线索，然而事到如今，所有线索都已经断了。在凌晨3点的派出所里，在打架斗殴的年轻人的争吵声中，我静静地靠在椅背上，身心疲惫。加上之前一个晚上通宵加班，我已经差不多3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时间进入26日早晨，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了30几个小时。我盲目地在案发路段和公司之间徘徊，寻找新线索。，新的线索出现在一次不起眼的攀谈中：每次打车往返中，我都有留心观察出租车内的细节，希望能回忆起一些画面。车门……椅套……广告电视……这时我看见方向盘边上有一个闪着三色灯的仪器，我问司机：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GPS。”

“好像不是每辆车都有装？”

“每辆车都有，公司是要跟踪车辆的。不然司机把车开跑了怎么办？或者遇到抢劫，我们偷偷按个钮，公司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只是有些GPS是可以操作查询的，像我这种，还有些是隐藏的……”

我隐约觉得线索来了。

于是我拿着纸笔，盘坐在公司门前的草地上，观察每一辆经过的出租车，发现他们虽然同样“红身白顶”，细节上却有很多不同点。车型有“中华”、“红旗”、“桑塔纳”；车顶灯有两种不同形态；前车门有些印了企业标志，有些空着，有些印了叫车电话；后车门上印着出租车公司的名称……

此时手里这张模糊的监控录像截图仿佛在诉说一些信息：这是一辆车型方正的车辆，可能是“红旗”或者“桑塔纳”；前车门上有一圈光晕，似乎是一排字或者图案；后门上有两个光晕，应该是两个字——那是一个名字是两个字的公司，前面的字看起来更模糊，笔画更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统计，我发现前车门上所有企业的标志都很小，不足以形成截图中前车门上的大面积光晕。只有叫车电话才占有这么大的面积。带有叫车电话的车辆目前只看到“96511”和“安达”两家。而后车门上的光晕，这应该是“运发”、“鹏运”之类的名字，他们笔画繁多，而不会是像“小山”这样少笔画的名字，也不是“深港”、“迅达”这样笔画平均的名字。

我首先拨打了96511。18号接线员接通我的电话：

“您好！我在25日凌晨坐96511的出租车，行李遗落在车上。”

“96511旗下有多家出租车公司，请提供发票和出租车公司名称。”

“我没有发票，但是现在我已经通过公安局的摄像头明确是96511的车。请问前车门上印有96511，企业名称是两个字的车辆有多少？”

“恩1300~1400台左右。”

“请问其中桑塔纳有几部？”

“几百部吧。”

我顿时精神百倍，倦意全无！

“我需要提调你们的GPS纪录，我现在在公安局，我的通话有录音，请您协助调查，并且保管好24日至25日的GPS纪录！！”

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电话响起，18号接线员耐心地咨询我的行驶路线和时间，我对着监控录像，精确到秒地告诉她我的上车时间，下车时间，关键路口的转弯，掉头的时间。于是幸运之神降临了：

“陈小姐您好！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我们基本已经锁定了一辆出租车，刚才我们联系了司机，司机在休息，说不记得了。”

我心想：不记得就是有了！！我说：“我希望司机以‘归还失物’的方式把物品还给我，我可以重金答谢他，而不是等我在公安机关立案接受调查。”

不一会，我的电话再次响起，18号接线员说：“车队副队长已经让司机写下事情的经过缘由，并将物品送到公司。请您27日早上到梅村路4号运发集团总部认领。”

答案来得如此之快，就像是写在测试题的反面。

此时是26日下午，距离案发已经有40个小时。

我的电话又响起，18号接线员说：“陈小姐，刚刚得知司机25日凌晨捡到箱子后直接就送回总部交给大队长晏队长，副队长并不知情。”

请提供一下车牌号和警方核对：粤B66F38

我无心高兴，隐约觉得有个阴谋在等着我，马上赶往派出所，一方面希望得到警察的帮助，一方面希望找到更直接的录像证据。然而警察的态度是“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他是抢劫，不能立案”。事后了解，这是因为立案数量影响派出所的考核，所以警察都不愿立案。其实凭借我所收集的证据，司机的行为至少可以构成侵占罪，且侵占金额较大，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得不到警察的帮助，我只能回到宾馆。至少这一夜我比较安心地睡着了。

27日上午我来到位于梅村路4号运发集团二楼三大队的办公室，一进门我便看到了自己黑色行李箱。晏宝男队长要求我出示证件，我一边给晏队长看证件一边问我的东西在嘛？晏队长说这个我不知道......8号接线员说的是25号凌晨已经直接送网公司了）（这段文字有点乱码......我再找找原文。小毛驴0024标注）我先拉开侧面看到我的电脑还在，非常开心，一边感写队长一边拉开正面的拉链……鼓鼓的箱子已经扁了，我开会准备的衣物和资料还有先前成都出差的发票都不见了，也就是说我幸运的找到了相对于司机比较值钱的东西。

询问晏宝男队长不是没人动过我的东西吗？怎么空了？

晏队长马上答：我昨天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马上又反问你不是没开过我的箱子吗？

晏宝男不但不关心实事，反而怒目相视的说不是的，昨天箱子拿过来我有当着司机的面开箱子看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况且我还不认为这箱子是你的！你有什么证明这箱子是你的？

我马上输入电脑密码开机告诉晏宝男队长，我能打开机器在机器里找到我的照片，你能不能？　

“你刚才不是说你没看过吗？我里面还有衣服和资料。”

晏宝男依旧态度强硬：“那你怎么证明你里面有衣服？”

这时我看到他桌面上有一份纸面文件，是司机写的事情经过，物品描述里俨然有“衣物”两字，上面还有司机的签名。司机叫盛明。我马上将该文件拍照留做证据，并拟制了接受物品清单要求晏宝男签字确认，以免他事后抵赖。

晏宝男理亏，一面说去打电话叫找司机盛明来当面对质。其实是一直在联系运发集团的相关领导到场商议！

中间除晏宝男大队长外陆续有2位领导粉末登场，开场白都是质疑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在这里乱讲话！几翻对话了解我非文盲后轮流应对逐一出去商量对策。黑心司机盛明在两个小时之后才出现。

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看见什么衣服。我只玩了电脑。”

我指着皮夹问他：“名片夹你动了吗？上面可以查到指纹。”

黑心司机盛明犹豫后说：“我生气你说我饶路，就把名片扔了……十几块钱而已，赔给你就是了”

此刻大队长晏宝男和在场的2个领导才绿着大怒，拍桌子训斥。或许是因为认清了黑心司机的无耻行为，也可能是因为惊愕司机的无知，败露了商定的包庇计划。

混乱中我乘机偷偷操作他们的GPS系统，打印出粤B66F38当晚的行使路线。逃逸路线足以说明黑心司机的动机和犯罪过程。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了。这是一个愚昧的司机被贪欲冲昏头脑，所犯下的低级错误。

然而为了维护运发集团的声誉，运发集团各级领导还在继续包庇，晏宝男说：“失物当天就归还了，因为归还的大队长，副队长不知道。” 事实上从GPS显示，当夜司机根本没有回总部。“那份文件是我自己写的，我根据自己的猜想写的，我想里面应该有衣物，这不是司机写的，不能证明里面有衣物。”事实上文件有黑心司机的签名。

董事长（苏汉伟）说：“不要找媒体，不要找公安，我们可以协商解决。像这样的司机我一定要严惩他，开除他，注销他的资格证。”在这位德高望重的伯伯安慰下事态缓和下来，渐渐的消除了我的戒备，了解到我不是深圳市民，急需赶回工作单位复工。董事长（苏汉伟）逐渐又变了口气：“你可以找警察立案嘛，我们以按警察的判断为准。”

对眼前这位长者人性的本色展现我已经不似先前那般懊恼，朋友催促我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手机铃声让我的心渐渐回暖！而我也必须要赶回上海上班，实在不能再和运发集团这些无德的伯伯们及黑心司机纠缠了。

离开深圳之前我做了最后的努力，将事情经过和证据传真给深圳公共交通管理部门“28号上午先是致电给深圳交通投诉部门83228000，接线员听完我的描述后要求我把已有证据和过程描述发给他们，传真号码是83228111。立即赶到宾馆前台把GPS路线图，司机签名文件。公安拍摄录像传真到83228111。传真结束后再次电话沟通，投诉部门保留我的电话号码后要求我等待15日必有反馈。现在已经过了15日没有接到任何反馈”。

我虽然找回了我的苹果笔记本和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心爱礼物！仍然很想知道深圳的警察找得回做真警察的感觉吗？运发集团年过半百还在玩弄阴谋阻碍社会文明发展的大叔大伯们这一生还能活得明白吗？没受到法律制裁的黑心司机在他们的双重保护下还能够接受教训愕然回首吗？

安慰的讲在3天3夜的苦战中，我看见了自己的执著和坚强。也亲睹了在繁华城市掩盖下的……也许是收获……也许是警示……

 end

小毛驴0024后注（2008年12月5日中午）——RUNER:昨天转贴同事“深圳遇匪”帖，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也从一侧面说明大家对于当期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担忧。在我们公司BBS上，另一位同事前两天也遇到了同样事情，但结果却相反。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征求其本人同意,隐去其姓名，转发上来给大家参考。（毛驴也再拿过来，大家可对比下）××××××××××××××××××××××××××××××××××

我以为我会哭 但是我没有
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虽然那无爱的痛苦 将日日夜夜 在我灵魂最深处

我以为我会报复 但是我没有
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 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
被爱是奢侈的幸福 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啊 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一颗心眼看要荒芜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 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若曾真心真意付出 就应该满足

啊 多么痛的领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 都走的好孤独

啊 多么痛的领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 爱的束缚 任意追逐
别再为爱受苦

——李宗盛·〈领悟〉

    遗憾的是，我先后接触过的两家出版社，三家发行商，都没有被我说服，尽管当事人拿着我们的NB摩挲复摩挲，喜欢兼喜欢，但还是无情地拒绝了我。
    他们最主要的论调是，NB这种样式还不为大家所熟悉，你说你这个东西，既不是书，也不是本，图书还是文具？人家都不好归类。他们担心NB不能为读者所接受，要有读者买了你的本子，再拿过来质问我们，为什么有许多页漏印了东西，我们得花费多少唇舌来解释啊。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品种，需要我们付出许多时间成本来让消费者熟悉产品，培育市场。但，市场没有耐心等待我们。
    精通商业的他们，举出了许多营销实例来佐证其铁石心肠：你知道第一家生产VCD的厂家是谁吗？“万燕”啊，这家厂子早就倒了，因为他们要花费大量的广告费来告诉消费者这东西是干什么的，等他们熬得油干灯枯，就该后来者来占便宜了。你还记得“旭日升”凉茶吗？他们花了那么大成本来培育凉茶市场，当市场成熟的时候，他们也倒下了……
    对于我所列举的生动事例，他们也不以为然，因为你的NB大部分是赠送的，大家对免费得到的东西，所持态度总是宽容的，很容易说几句客气话。真要让大家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购买，切，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要因为有人夸你做的东西，就烧包成这个样子，因为不喜欢它的人，早已经用沉默的离去做了投票。他们丝毫不留情面，试图让我从美梦中清醒过来。
    但我还是不甘心。因为我太喜欢在一个被专门设计、精心制作出来的本子上写字的那种感觉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发达成这样，连男人用的香水、女人用的防狼笔都生产出来了，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稍微具备些设计感的本子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比亚兹莱的异色世界》和《守义·图》做的这一版，有太多遗憾，像内文用纸不太理想，《守义·图》的封面色彩方案没有实现等，更糟糕的是，两本书的精装封面都存在不平整的毛病。为此，我与印厂的人员进行了多次探讨，找了各种可能存在的原因，比如北方的气候，生产的工艺流程，塑封的时机，以及我家地板的暖气温度等等，最终得出结论，是我选择的封面特种纸与精装纸板的抽缩度不一致，造成了封面的弯曲。
    本来计划这两个NB送完拉倒，不予再版，但如今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要不鼓捣出改进的完善版来，那是要出人命的。我马上开始调集纸张，准备重印，加之我狂热地相信其市场前景，所以迅速地找到张守义老师，希望他能授权公开发行。
    张先生同意了，但出版发行环节没有同意。我的游说无果，最终，那些家伙对NB并不看好，没有人愿意接手，让其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此时已是覆水难收，我经常在梦中看到完善版的《比亚兹莱的异色世界》和《守义·图》出来，美滋滋地捧在手中，然后醒来，怅然若失。
    如果不做，真要憋出人命来的。
    大规模的发行销售已经不可能，那就少量地搞搞吧。我最终下定决心，《比亚兹莱的异色世界》和《守义·图》按照心目中的蓝图，再做一版。由于精装书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我以为等新版出来，老版也基本售磬，正好接续得上。但那些家伙们的悲惨预言开始逐渐应验：NB的销售逐渐萧条，加之2008年的预订高峰也已经过去，所以那些老版NB就像重庆的最牛钉子户一样，兀自屹立在俺自己挖的大坑中，始终消化不掉。
    新版的三款NB终于出来了，当印厂把样书送来的时候，我翻来覆去在手中整整摆弄了半夜，看着上一版的毛病一一得到弥补，看着平整舒展的封面，摸着平滑密实的纸张，潘通专色印刷焕发出醒目的光彩，特别是银灰色的比亚兹莱，更是别具一酷，终于有了那种“这就是我想要的”的感觉，直想马上与天下有情人分享。
    但我还是忍住了，只是悄悄给新的订户发了新版的。我想采集一些数据，看不打什么“改进版”的噱头，NB的真实销售情况。
    剩余的几箱老版NB，被我满怀惆怅地封存起来。当时，我在冥冥中对着那些不幸成为我的朋友的人，发出一阵狞笑：以后你们要得到的NB，就是这些被淘汰下来的东东了。但是，我那种见猎心喜的贱毛病屡屡发作，从此以后送出去的本本，也全是新版的。
    我只是乐于对比人们面对新版和老版NB时所产生的反应，心里就贱得嘀嘀叫了。

    如果不打什么旗号，NB的销售确实很慢，远远达不到规模经营的地步。更让人沮丧的是，这些NB大多不被使用。
    我曾经为NB写过几句话，“希望她能成为你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陪伴你一段时间，记录下你不可理喻的想法，不可一世的计划，不可思议的变化，和不可告人的疯话”，这是我所期望的功用。一些读者购买若干NB送朋友，也多是让我帮忙把这番话打印在上面，以资鼓励。
    当别人都是用那种千篇一律，甚至是广告商免费送的豪华本子时，我们的NB是多么卓尔不群啊。我的美好设想是，这种有内容、空白页码不多的本子很容易写满，不至于像惯常的笔记本那样让人有畏难情绪，我把本子一个个地设计生产出来，正好赶得上那些把上一个写满的人儿接着用，几年下来，他的每一个本子都是不一样的，蔚然大观……哦天哪，这样想着，实在是太美了。我看到有人用NB做读书笔记，有人用它做工作笔记，有人用它做漂流本在小群体中流转。用得最狠的一个本子，封面的纸边已经磨破，松开的书脊被主人用胶带进行固定。有个兄弟的苦恼是，他用一册《比亚兹莱的异色世界》做工作纪要，结果外出公干时总要被对方好奇地拿过NB翻来翻去，任何机密都不能保留。
    但更多的人，却根本舍不得用它来写字，而是煞有介事地插到书架上。这让我很是气恼，恨不得揪住对方的领子，情深意切地说，你倒是往上面写啊，写啊。
    呜呼，我们还是习惯把这样的东东当作收藏品，而不是消费品。读书人啊，就应该有些为其量身度做的小玩意——这应该算是NB的设计初衷，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这些家伙们自小受的教育就是“敬惜字纸”，根本舍不得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写写画画。
    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还动笔写字吗？
    前段时间，是Google诞生十周年，一些人高歌搜索引擎带来的便利，一些人历数“搜时代”的弊端，无论如何，原来需要记在脑子里的东西，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再让它占据大脑内存，而是直接上网将其Google出来。那种读到一段让人心潮起伏的文字，就将其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然后揉一揉发酸的手腕，得意于自己的笔体，再激动地默诵几遍的情景，是否一去不复返了呢？
    我们的NB，是为这样的生活准备的啊。
    看来，这个我曾经寄予厚望的东东，真的是逆潮流而动的不合时宜。

    我开始检讨自己，不得不承认，起初对NB市场的乐观估计，使我好大喜功的本性开始抬头。如今受到些冷遇，也未尝不是好事。
    五月份的地震，震撼了许多人。通过做一些事情，我也在其过程中颇受教益，最重要的几点就是：如果初始的计划进行不下去，就往回收一点；不要难为自己，怀抱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情，用时间换空间；任何事情只要在做，就比不做要好。
    对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能卖得那么快，就慢一点，捧场的人没有那么多，就少一点。
    通过《读库》，我得以与余昌民老师相识。他的《六十年代清华生活琐忆》一文，刊发在《读库0802》上。而他还有一段温馨可亲的文字，却是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写的日记。
 　 “我保留有母亲记的我出生后一段时光的日记，古老的封皮已经变形，有几页笔迹已经漫漶了。这本日记对于别人无足轻重，对于我却异常地珍贵。受其影响，我决心记下孩子从诞生、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出落成人的轨迹……”那本日记，是他的女儿从出生至六岁间的趣事稚语、父母的舐犊深情和清苦的生活场景的真实生动的记载。
　　在女儿的结婚典礼上，他把日记本和孩子出生时一张医院的病危通知单（上面写着“中度窒息”）郑重地交给了新娘，作为父母给她的特别礼物。现在，他的二女儿的日记本也快要交出去了，“我翻开日记的末页，看见二十一年前我写下的最后一段话：‘生活太忙碌了；为了将来，爸爸又不在身边。长大以后，女儿会理解的。……让记忆来弥补这段日月……’”
    以后，如果别人也想上演这样一幕，交给女儿的，难道只能是一个U盘吗？
    写字，还有这种闲情逸致的人，也许已经不多了。那就为这少数人鼓捣吧。

    按照起初的选题规划，接下来的NB，要先做贺友直老师一本，再做冷冰川老师一本。贺老师的书在编辑过程中，我的狂热开始发作，内容被一次次推翻，定稿时间也一拖再拖。
    在杨运老师的撮合和协助下，冷冰川老师的这本反倒很快就编好了。冷冰川老师旅居西班牙，我们就靠传真来往，将设计方案议定。
    在印刷过程中，又接到印厂的电话，说冷老师的图太细密，那种效果根本印不出来。恰好那段时间冷老师也在北京，我俩便拍马杀到印厂，果然，那些黑底上的白细线条，许多都出不来。冷老师说，我的画向来是对印厂的考验。他拿出若干本此前的著作，娓娓道来那些书是如何难为了印刷工人。我对印厂的车间主任说，您要把冷老师的这本书印好了，以后就可以拿着这本书对别人拍着胸脯说这活儿是我们干的，要印不好，哼哼……
    主任的斗志完全被激发出来，他调用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办法，过油，拼版时每张图分别曝光，反复调试纸张压力……足足折腾了半天，才出来差强人意的效果。
    在这个过程中，冷冰川老师偏执狂的性格也逐渐暴露出来，开始挑剔每一道印刷工艺：封面的字体泛白效果不好，重印；黑底白线显得太刺目，加一道米黄专色，我也被他挑逗得越来越兴奋，浑然忘了控制成本。
    几天后，我再度接到印厂电话，彩色图片的印刷效果也不够好。我急忙赶到印厂，经过探讨与争吵，发现是用纸的问题，于是彩色部分又改换别的纸……方案确定后，他们的业务员与我重新核算工价，对方拿着计算器一分一厘地掰持，我急忙让他闭上嘴巴，得了吧您，这五天内我就往印厂跑了三趟，来回的出租车费都已快接近四位数了。娘的。
    这次的用纸是九十克道林纸，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尽管彩色印刷效果不佳，但在我早就听到的故事中，道林纸还是颇具传奇色彩。一般纸的使用寿命是三十到六十年，而道林纸的寿命是三百年，所以许多国家规定，国家级文献必须用道林纸印刷。这种纸的质感，大家可以摸一摸《冷冰川》和《纸上做戏》，我很久以前在出版社工作时就爱上了它，奈何太贵，用不起，现在，终于轮到俺能做一次主了……
    《冷冰川》这本NB是八月份做出来的，依然存在着诸多瑕疵，但却是做着最费劲、最耗成本的一本。
    如今像祥林嫂一样数落这些往事，不是为了诉苦，而是试图复原那种跑来颠去其乐无穷的状态。我太喜欢这种往细处抠，干掉一个个问题的感觉了。不干这些活，哪来这么多享受？

    从印厂回到北京城里，正是中午时分，冷冰川老师拉我去了趟美术馆东街。他与三联书店的汪家明老师私交甚好，这次拉我一起探讨人生。
    汪家明老师也是个插图癖，他向我俩炫耀了私藏的各种画册，还有存在电脑里的海量图片，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不时爆发出三个男人“啧啧”的叹息声。
    受不了了，不能再看下去了。
    然后聊天，我和汪老师都痛感，从前的书，会有那么多一流画家为其绘制一丝不苟的精彩插图，写得好的小说，动不动就有十几个版本的插图。而如今的书，已经不可能如此被认真对待了。
    我灵机一动，对汪家明老师说，干脆，您来整理这些插图吧，我来把它们做成NB，我们用几年时间，争取梳理出一个大概的模样，让这些插图留存在纸上。
    一拍即合。
    家明老师也是那种有了事情如果不去做就要出人命的人，过了没几天，他就急着把我召到办公室，展示他整理出来的战斗成果。我看着他的电脑屏幕，呼吸越来越急促。
    太好了，您整出一本，就把稿子给我，我一有了闲钱，就去招兵买马囤积纸张，能做多少做多少。
    从三联书店出来，我内心涌动着一种幸福感，因为我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是的，我们无力回复昔日出版界的荣光，但至少可以保留住那么一点点趣味，一点点敬意，一点点血脉。
    关于NB，我的思路终于清晰下来：今后，我会不计成本不计回报，不定期地鼓捣出它们来，拥之入怀也罢，束之高阁也罢，藏之名山也罢，只要力所能及，就要把它们做出来。这些本子是为了满足那些插图癖，本癖，写字癖，恋物癖，但也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

    制作NB的过程，也是个不断学习印刷工业的过程，其中的收获往往不是“应该怎么做”，而是“不能怎么做”。第一版《比亚兹莱的异色世界》和《守义·图》做完，我知道了不能用特种纸做精装书封面，《冷冰川》做完，我又发现了铜版纸封面覆膜的弊端：凹槽处结合得不严密。当《纸上做戏》编毕付梓时，我内心一声长叹，再穷兵黩武一回吧，换成布封精装。
    等到《纸上做戏》的样书出来，我马上给朋友打了电话，你在哪里，今天一定要见一面，向你炫耀一下。
    见老友手捧NB的神情，我恩哼一声，看来那种“爱不释手”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回家后，我躺在床上，将《纸上做戏》摩挲到凌晨四点，才睡过去，睡梦中还不时伸手摸一摸它。
    在《读库0700》中，我汇报了与贺友直老师的交往过程，他属于那种极不好接近的人，每次我把电话打过去，那边总是一声断喝：“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来了！”搞得我几乎成了条件反射。
    与贺老师来往有两年多了，老头外冷内热的性格逐渐暴露出来。原来是“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来了”，现在是经常能接到他打来的电话。
    这次做他的NB，我把想法说出来，他反问，我的画也能弄成笔记本？恐弄不出守义先生的效果。守义先生的画，黑是艺术，白也是艺术……我是个俗人，画匠，望勿抬举过高。
    我说，我对笔记本的受欢迎程度很有信心，您就不要管了。
    老头真的就不管了：授权协议他签过字后，把一式两份都寄还给了我；我说，排好版后我把纸样寄给您，请您过目，他说，不用，你说了算。
    就这样，《纸上做戏》未经贺友直老师审定，就进了印厂。书出来后，我给他寄了几本，心里有些惴惴，怕过不了老头的法眼。
    几天后，接到贺老师的电话，他对NB非常满意。
    我说，我再给您多寄一些过去，您送朋友用。
    他说，你要不收我的钱，我就不要。
    我说，那我从您的稿费里扣吧。
    老头答应下来，又对我说，我让你做这本书，什么也不图，就是想让我的朋友看了书知道，老汉还活着。
    我挂了电话，心中既酸又甜。